图片源于：https://www.latimes.com/local/lanow/la-me-california-uighur-muslims-china-20190610-story.html
布格拉·阿尔金相信，他在中国新疆的父亲被捕并被关押在一所“再教育”营里。
阿尔金坐在他位于阿罕布拉的维吾尔餐厅里，目光投向瓷砖地板，叹了口气，揉了揉太阳穴。
他的思绪转向了距离自己近7000英里外的新疆的家人，他知道自己的父亲已经被当局逮捕，并可能被关押在一所“再教育”营里。
阿尔金在去年底知道出了问题。
他们原本每天都有联系，但电话和信息突然停止了。
几天过去了，和父亲没有任何联系。
一个月过去了。
“我感到崩溃，十分沮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位28岁的年轻人说道，距今已经快九个月没有与父亲沟通了。
他是越来越多在美国的维吾尔人之一，他们的家人被中国西北的当局拘留，卷入一场旨在用世俗的中国身份取代维吾尔身份的社会工程运动。
几十年来，土耳其族、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民与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导致了暴力骚乱的发生，中共政府对此进行打压并建立起一个监控国家。
联合国委员会去年估计，约有100万穆斯林-大多数是维吾尔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正在新疆自治区被“拘留”，“不可联系”，没有“被控或受审”，理由是反恐和宗教极端主义。
中国官员声称，采取这些措施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
新疆地区有约1000万维吾尔人，自90年代初以来，已经发生了数千起被当局称为“恐怖袭击”的暴力事件。
上个月，中国官员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声称，绝大多数被拘留的穆斯林已从再教育营“被释放并回归社会”，这一说法在国际社会外遭到了深深的怀疑。
在南加州，约有1000名维吾尔人，纽约已经没有一个人没有经历过朋友或家人被中国警察“消失”的情况。
就像阿尔金，他们不得不担忧自己的亲人被带往何处，以及他们是否会再次出现在世间。
阿尔金于2015年移居加州，攻读南加州大学国际公共政策与管理专业，此后开设了“多兰维吾尔美食”餐厅，餐厅充满了他家乡的氛围：流行的维吾尔文化印刷品、蓝橙相间的星星图案的球形灯、以及播放民间舞蹈视频的电视。
他说，他本计划毕业后回到新疆，但紧张局势让他无法实现与家人团聚。
他每月仍与母亲通话一次，通过微信发消息。
然而，他们不得不自我审查，避免谈及敏感话题，比如拘留营，而是聊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我们无法获得更多的信息，因为没有空间可以说话，”阿尔金表示，“他们监控一切。”
专家表示，土耳其族少数民族正在经历高度的政治洗脑、强迫认罪和恐吓。
在土耳其和美国这样的一些国家，许多维吾尔人担心，发声可能会对他们在新疆的家人造成后果。
阿尔金的餐厅“多兰维吾尔美食”的厨师分别是夫妻阿尔金和帕里达，他们也是在美国寻求庇护的维吾尔穆斯林。
阿尔金（夫）和帕里达在2016年移居加州，他们要求不公开全名，以免遭到中国政府的报复。
这对夫妇与他们在新疆的父母或兄弟姐妹已经快三年没有联系了。
他们说，最后一次联系时，阿尔金的姐姐告诉他，警方已经将他在乌鲁木齐的餐厅和住所锁上了。
当局还询问了姐姐在美国的阿尔金的电话号码，她说她提供了。
她叮嘱他不要再打电话，因为那不安全。
作为四个孩子的老大，阿尔金对自己86岁的父母的健康和安全感到担忧。
今年，他们和帕里达一起度过了第四个没有家人陪伴的斋月。
他们都感到无助，因无能为力的保护亲人而深感内疚。
如果没有拘留营，他们表示，肯定会回去家乡。
“每当我听到‘父母’这个词时，我心里就会感到难过，想哭，”他说。
古尔巴哈尔·马木提是一位住在北岭的维吾尔美国人，她在美国生活了超过30年。
她在2015年拜访新疆的家人时注意到该地区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她在商场、街道上看到了无处不在的检查站，并且发现维吾尔人在机场遭遇的白色安全检查越来越严厉。
只有维吾尔人会被拦下，让他们打开包进行检查。
有些人被拘留了。
“这让我感到恐怖，我去那里时感觉像是在战争区域，”61岁的马木提说道。
即便在那时，人们“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她试图与朋友和家人谈论这些检查点时，他们会关灯，切断电力，以防政府在监听，悄声去讨论以免邻居听到。
拘留营和与家人缺乏联系使她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她停止了工作，专注于一个当地的维吾尔组织，努力团结社区，争取支持正在国会审议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她表示，自2017年初以来，未与新疆的亲人取得联系。
她的丈夫与家继续有零星、有限的联系，但关于新疆的信息极少。
他通过一个偷偷上传到微信的视频得知了他母亲的去世，而该视频在观看后就被立刻删除了，马木提说。
“我不知道我的兄弟姐妹是否安全，或者他们是否活着，”她说。“我晚上无法入睡，因为我不断担心他们和他们的孩子。”
在中国新疆地区一个被认为是再教育营的设施，主要拘留的是穆斯林少数民族。
在最近一个星期四，在圣克拉丽塔，一群维吾尔人围坐在后院桌子旁，交换着家庭故事和对故乡的回忆。
当他们边吃着坚果和糕点时，一位女士解释说，她的两个叔叔和四个表兄弟中的两个刚刚获释。
一位表兄弟回家后视力变差，原因是他在营中的遭遇，女士说。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和其他与会者一样，以匿名的身份发言。
她感激她的父母能够在2016年移民到加利福尼亚，瞟了一眼桌子对面的父亲，他正在整齐地整理一摞失踪的家人和朋友的照片。
“他会是一个在营里的人，”她说。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表示，所有中国人都经历了相似的政治动荡——汉族和少数民族一样。
但他感到近年来这种压力越来越紧迫，这是一个经过时间积累的持续压力运动，使他认识的200人失踪。
“就像一群绵羊被狼袭击，而我就是唯一一个颤抖着、活在恐惧中的人，”他用遥远的目光说道。
这位70岁的老人向前倾身，看着坐在他身边，微笑的那些照片里的男人。
尽管他在美国安全，但他再也感觉不到曾经的自己。
他开始服用抗抑郁药来帮助自己入睡。
“我没有任何期待，”他说。
他的女婿点了点头。
“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过去两年一直都是抑郁。之前我们会跳舞、唱歌、开玩笑。”
他走进屋里，取下挂在墙上的多塔尔，默默地将这把两弦乐器递给岳父。
老人的手指紧握住乐器的长颈，闭上眼睛，眉头紧锁，开始演奏一曲哀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