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0年的冬季，三名男性陷入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境地，无情的气候和封闭的环境促使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
这三名合伙人决定在一个偏僻的木屋中度过漫长的冬季，在距塔纳纳约90英里的地方。
他们的木屋十分简陋，长时间的相处，有限的资源，加上格兰特的妻子以及他们年幼的儿子，逐渐导致了每个人心中暗藏的一些问题表面化，最终酿成了悲剧。
哈罗德·迪姆是一名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年轻人，只有19岁，对阿拉斯加和育空地区的渴望愈演愈烈，受到金矿潮故事和罗伯特·萨维奇的诗歌的启发而北上。他是个典型的年轻人，富有梦想却对现实毫无准备。
雷蒙德·雷顿则来自宾夕法尼亚州，因军队的调动来到阿拉斯加，退伍后选择留在这里。已离婚的36岁雷顿，虽然经验丰富，但内心深处仍对生活抱有些许期待。经过时间的推移，他逐渐习惯了为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努力。
而巴尼·格兰特则是一位曾经的拳击手，现在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捕兽者和渔民，虽然生活依旧艰难。1951年时，他33岁，正经历着一年四季的斗争，试图养活自己的家庭。他的妻子马德琳和几乎3岁的小儿子鲍比都是这一切的见证者。
格兰特在内心深处可能曾面临抉择：是将家人留在城镇，还是带他们一起经历这段完全无法预知的极端冬季？最终，生活的选择并不是在他手中。
1950年12月初，飞机将五人送到了这间三人共享的小屋，他们共享一个10英尺乘8英尺的空间，这种紧凑使得冲突似乎早已注定。
很快，他们的争吵便开始了。在漫长的黑夜中，猜疑与脆弱的平衡急速瓦解，食物的短缺让局势愈加焦虑。
“巴尼和我射下了一头近在咫尺的驼鹿，但它几乎没有任何脂肪，狗吃掉了大部分。”雷顿如是说。
而且，他们还用尽了烟草，缺少的烟草使得每一次互动中都充满了烦躁。为了打发时间，巴尼甚至开始抽起了茶叶，只是为了能有些什么事情做。
自此，他们的争吵愈演愈烈，愤怒和失望成了常态。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这种不和愈加加剧，局势极为紧张。
1951年1月14日，冲突达到顶点。格兰特走出小屋查看他的狗队，紧随其后的是雷顿和迪姆。
当格兰特弯下身子时，雷顿用手中的手枪朝他的头部开了六枪，格兰特被连连击中，试图爬逃。随后，迪姆补了一枪，声称“我要插一脚。”
在这一瞬间，三人的关系被彻底撕碎，格兰特毫无反抗的机会。
随着格兰特的生命结束，一个尸体和大屠杀的后果随之出现。两人明白，掩盖这一切比杀人要复杂得多。
他们威逼马德琳保证支持他们的谎言，随后抛下她和孩子于小屋，随即将格兰特的尸体装入睡袋拖上雪橇，拉了8英里到另一间小屋。他们将其放入小屋后点燃火焰，试图以此消灭证据。
当火焰熄灭后，两人将剩下的尸骨埋在冬季解冻后的土地上，并在上面立了一块简陋的十字架，上面写着：“巴尼·格兰特 1917-1951。”
其余的几个月里，在法庭调查人员面前，他们始终坚持自己的谎言，声称格兰特是在1月早些时候与狗队一起离开的，之后却没有回来。
然而，随着马德琳被接走接受交叉审问，她的证词逐渐开始动摇。
格兰特的死直到数月后才浮出水面，此时，副警长弗朗西斯·Wirth对两人产生了怀疑，但没有足够的证据使之定罪。
Wirth前往烧毁的小屋调查，发现周围的木墙遗留完好，无论如何这不符合他们的说辞。“如此烈焰只留下骨骼而小屋却得以完整，似乎说不通。”
最终，Wirth向迪姆施压。这次，迪姆承受不住，激动地叫道：“我不是杀巴尼的！”在这样的情绪崩溃下，他供出了真相。
Wirth借此机会对马德琳再次施压，最终也令她翻供证实了迪姆的说法，两者的供词相互呼应。
面对此情此景，雷顿失去了信心，最终选择承认自己一手掩盖了这一切，声称这是为了清除“自己的内心和灵魂的负担。”
被捕后，他在监牢里表示：“我不后悔杀了那个家伙。”
在法律的初步审理过程中，媒体广泛关注此案件，然而后续的报道却极其零散，令人感到意外。
经过几年的监禁，雷顿决定原谅自己的过去，并对外表露出“我不是个罪犯，我当初只是在保护我自己的生命。”
1958年，案件再次审理，尽管雷顿承认自己杀了格兰特，并掩盖了这一罪行，但陪审团在某种程度上被迷惑，最终以“合理怀疑”为由裁定他无罪。
这一结果令法庭内外的人们震惊不已。
重获自由的雷顿对记者表示：“这是一项巨大的解脱，我感觉像个新的人。”
但不久后他便又因威胁他人而被捕，再次面临法律制裁。这一切都让人们更加深思，正义的追求似乎总是需要更多的努力。
图片源于：https://www.adn.com/alaska-life/2025/06/08/trapped-the-case-of-the-1951-interior-alaska-cabin-fever-murder-that-was-solved-and-then-retri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