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巴斯警告:中国经济结构性断层引发全球资本剧烈流动

在全球经济结构性变化的判断上,很少有人像对冲基金经理凯尔·巴斯那样直言不讳且具有历史准确性。

巴斯在最近一次采访中描绘了中国经济的严峻现状,他警告道:“我们正目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失衡,而这些问题都集中爆发在中国。

”长期以来,中国被誉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但其近期的发展轨迹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画面,反映出政策失误日益严重、金融体系内部腐蚀加剧,以及经济增长引擎快速减弱的事实。

巴斯毫不掩饰地指出:“中国经济正陷入无尽的下滑漩涡。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 deflator),作为涵盖商品与服务价格的最广泛指标,持续下滑,显示经济活动明显衰退。

对全球投资者而言,这不仅仅是区域性问题,而是一场将深刻影响资本市场的宏观经济震荡。

尤其对美国投资者意义重大,因为当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且高度互联的经济体遭受挫折时,资本不会消失,而会重新流动。

这种资本流动将极大地影响美国资产市场,资金将从全球市场回流美元和美国国债。

此次全球资本重新配置不仅仅是市场波动的表现,更反映了投资者对中国金融体系信心降低后对风险的深度重新评估。

理解中国经济的断裂点对洞察其广泛影响尤为重要。

巴斯强调,问题的根源在于房地产领域,该行业占据中国GDP约30%的比重。

庞大的经济份额正面临严峻考验,房地产开发商违约频发,销售额暴跌,主要城市房价整体下跌。

历史上,房地产领域的过度开发和“鬼城”现象已屡次被提及,而这种“大建设”带来的“鞭打效应”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后果。

巴斯指出:“他们手中积压着6,000万到7,000万套空置住宅,这是一个最终崩塌的庞氏骗局。

这一空前规模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了显著的通缩压力,也严重削弱了支撑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广大部分资产的抵押物价值。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共产党拒绝实施能够带来更高透明度、资本纪律和市场化矫正的改革举措。

北京选择通过资本管制、国家干预和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控来维持控制,而不是让市场自行调整。

巴斯警告:“中国正经历一场缓慢演变的银行业危机,资本正尽其所能逃离。

资本外流的势头不可避免,且如前所述,将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这场内外资本的逃离将重新塑造全球宏观经济格局。

近期我们曾讨论过所谓的“美元死亡”论被夸大了很多。

在那篇文章中,我们列出了美元将继续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五个主要原因。

最关键的原因之一是美元在全球货币交易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经济的崩溃只会加剧全球对美元作为贸易结算和储备资产的依赖。

危机时刻,投资者不是追逐高收益,而是寻求安全。

尽管美国持续运行财政赤字并维持高债务水平,但美元和美国国债依然是全球首选的避险资产。

没有任何替代货币能具备同样的深度、流动性和安全性。

随着资本从中国及其他更高风险市场撤离,美元将走强。

而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过去几十年每次重大危机中均可观察到的规律。

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期间,均可见美元汇率因投资者寻求美国金融体系稳定而迅速攀升。

资本流入美元的过程往往直接带动对美国国债的需求。

美国国债市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强的主权债券市场。

全球各大央行近期的降息步伐之快史无前例。

例如,欧洲央行在当前周期内已连续八次降息,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仍维持观望。

由此带来的差异,令美国国债收益率与德国国债等其他主要债券市场的表现出现分化。

对投资者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国债需求的提升会推升债券价格,压低收益率。

即便美国在高额发行新债以支持政府支出的背景下,海外需求依然能抵消供应增长对价格的负面影响。

在稳定的全球环境下,国债供应增加通常会推高收益率。

但在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陷入衰退,且其金融系统信任度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国债之所以“供不应求”,并非因为高收益,而是因为资本保障的确定性。

这一区别至关重要。

投资者非为增值而配置资金,而是为保护资本而重配资产组合。

这一行为转变对市场带来了巨大影响,同样影响美国经济的表现。

过去20年,美国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匪浅。

美国企业通过“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得以“出口通胀”、同时“进口通缩”,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及对大宗商品和消费品的旺盛需求,支持了从工业机械到高端消费品牌的出口和供应链。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引擎的减速,美国跨国企业的盈利状况将面临加剧压力。

中国结构性疲软意味着全球贸易萎缩、美国商品与服务需求减少、国际企业投资流入减缓。

其连锁反应将显著拖累美国名义GDP增长,即便美国国内消费保持韧性。

市场将逐步消化对美国经济终端增长率下降的预期,特别是对国际需求敏感的行业。

此外,中国陷入通缩将全球输出通缩压力,这或进一步加剧美联储可能犯下的“暂时性通胀误判”。

正如经济综合指数所示,经济指数涵盖近百项软硬数据,自疫情后经济反弹峰值以来,增长持续走弱。

在供需调整背景下,通胀走低也顺理成章。

考虑到美国从中国进口通缩的现实,未来中国对美式通缩影响加剧的风险将在经济数据中逐渐显现。

巴斯评论称:“这不仅是周期性下行,而是向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永久性转变。

这一评估对中国及全球未来十年增长展望具有深远意义。

在这一新常态下,市场表现的传统驱动力——盈利增长、生产率提升和资本投资,将退居次席,宏观经济稳定性和风险管理将成为核心焦点。

投资者应从“如何扩大资本”转向“如何保护资本”。

目前看来,美国国债市场依旧是首选场所。

讽刺的是,即便美国面临持续的财政赤字和政治僵局,资本仍然偏好美国而非其他选择,这无疑发出了重要信号。

正如巴斯所言:“资本不关心意识形态,它关心信任、流动性和法治。

”当对中国这样重要经济体的信任瓦解时,资本流动不是慢走,而是快速逃离。

投资者宜高度警惕。

这场转变非一时现象,而是全球经济领导权和风险承受力深层次重组的体现。

虽然美国自身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但迄今为止,依然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最干净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