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尔·戈尔德曼:杰出的中国学者与人权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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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儒学与人权”会议时,梅尔·戈尔德曼博士为讨论带来了她对中国领导人对待异议者的严酷方式的个人见解。

她的一位波士顿大学研究生沈彤在1992年返回中国时被逮捕,沈彤打算在中国北京开设一个以新顿为基地的民主基金会。

“我试图劝阻他不要去,”戈尔德曼博士在他被捕后对《环球报》说道。到克林顿峰会召开时,她对总统有了建议。

“我上周飞往中国,与白宫和国务院的先遣队一同前往,为克林顿总统即将到来的访问做准备,”戈尔德曼博士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这个访问是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政府镇压后,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中国。

当比尔·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6月访问中国峰会时,他在戈尔德曼博士的建议之后抵达,因为她对人权侵犯的知识和批评既是学术的也是个人的。

“当克林顿对中国民族发表电视讲话时,”她写道,“他应该毫不犹豫地批评中国的暴力镇压。”

戈尔德曼博士的学术成果、书籍和文章揭示了中国异议者和作家的工作,她于11月16日在剑桥的家中因罕见的皮肤癌——梅克尔细胞癌去世,享年92岁,之前她在韦尔斯利生活了多年。

在她所撰写的众多文章和书籍中,戈尔德曼博士描绘了1949年共产党革命后中国的变化和寻求改革的异议者所经历的命运。

她的书《中华知识分子:建议与异议》被哈佛大学约翰·金·费尔班克中心的研究员乔伊·博纳在1981年《环球报》评论中称为“极其清晰、干练而富有洞察力”。

“梅尔·戈尔德曼引导我们逐步地通过最近的中国历史的浑浊水域,仔细指出政治和知识领域如何在理论上可以分开,实际上却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博纳写道。

在1994年《纽约时报》对她的书《在中国播种民主的种子》的评论中,历史学家乔纳森·米尔斯基称戈尔德曼博士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西方对中国知识界异议者——尤其是作家的首席专家”。

戈尔德曼博士的见解和文字超越了更明显的政治领域。在1972年为《环球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她审视了中国当时领导人毛泽东的诗歌。

“毛将政治与诗歌的直觉结合在一起,这在世界领导人中是独一无二的,但在中国历任统治者中却并不罕见,”她写道。

他的诗歌“具有古典的精确性,充满古典的典故和意象,”她写道,并补充说,尽管毛的风格“具有精英主义和不可捉摸的特征,”但他的诗“渗透着一种信念,即受革命精神驱动的人能够改造他们的环境,斗争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

梅尔·多萝西·罗森布拉特于1931年3月12日出生在新哈芬,作为一家中的长女长大。

她的母亲罗丝·罗森布拉特是来自现今白俄罗斯的移民,而她的父亲雅克·罗森布拉特则是来自罗马尼亚的移民。他们经营着一家纺织店,这家店在大萧条期间出售剩余的布料。

他们的店是各自兄弟姐妹在全国各地经营的多家店铺之一。

戈尔德曼博士获得了萨拉·劳伦斯学院的学士学位,后来她成为该校的董事会成员。她随后获得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

作为一名本科生,她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夏季课程中时,朋友们把她介绍给了马歇尔·戈尔德曼。

“她问他,‘你在读什么?’因为她来自一个重视学术的家庭,”他们的女儿阿夫拉·戈尔德曼在剑桥说。

他的回答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歇尔正在阅读索斯坦·韦布伦的《休闲阶级的理论》,该书中这位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创了炫耀性消费和炫耀性休闲的理论。

他们在1953年结婚,结婚两周后,她就获得了大学毕业证。在蜜月时,他收到了征召通知。

这对夫妇在德克萨斯州的胡德堡度过了他们的早期婚姻,马歇尔被征召,而她则与哈佛历史学家约翰·K·费尔班克保持工作联系——他给她邮寄书籍,以便阅读和撰写报告。

戈尔德曼博士后来成为哈佛费尔班克中心的研究员,与此同时,马歇尔·戈尔德曼则在韦尔斯利学院担任俄罗斯经济学教授,他们形成了一个知识型伴侣,共同撰写文章,编辑彼此的作品。

“我的父亲写东西的速度要快得多,”他们的女儿回忆道。“她是一位优秀的编辑,但批评他的快节奏。”

相比之下,阿夫拉说戈尔德曼博士的速度更为缓慢,她“非常精确”地提交给编辑的作品。

在忙乱的课后时光中,戈尔德曼博士的严谨令人钦佩,激励着周围的人。

“我们都下学回家,制造出所有孩子们通常会制造的噪音,而她总是会在那里陪伴我们,但她总是能在下午完成她的工作,”阿夫拉说。

戈尔德曼博士坐在办公室中进行研究,接听孩子们的问题,然后能毫无缝隙地回到写作中,阿夫拉补充说,“她的专注力令人惊叹。”

马歇尔·戈尔德曼也曾是哈佛大学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的高級学者,于2017年去世。

戈尔德曼博士的追悼会已经举行,除了阿夫拉,她还留下两位儿子,伊桑(住在康涅狄格州韦斯特哈特福德)和塞思(住在马里兰州伯塞斯达),另一位女儿卡拉(住在密歇根州安娜堡);还有12个孙子和4个曾孙女。

戈尔德曼博士曾是1990年代初期美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团的一员,并曾任人权观察的董事会成员。

在1998年一篇共同撰写的《环球报》评论文章中,她和马歇尔展望了定义当前时代的外交困难,讨论了美国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接触“规则”的变化。

“相较于俄罗斯这个正在衰退但仍然危险的强国,中国正是‘即将崛起的’ — 一个新兴且潜在具有威胁的强国,”他们在25年前写道。

“与此同时处理一只受伤的熊和一只不断长大的虎需要耐心与毅力,”他们写道。“这些并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特质,但同时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交往对我们和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学习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