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无家可归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在1970年代末的洛杉矶,史蒂夫·理查德森作为一名青少年,在市区边缘的一家玩具店打工。他发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变化:街上的无家可归者逐渐增多,他们使用空纸箱搭建临时住所,称之为“纸箱公寓”。

与此同时,洛杉矶时报的专栏作家阿特·赛登鲍姆首次目睹一个人从垃圾桶中寻觅食物,感到震惊。他认为洛杉矶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问题,即无家可归者。

直到那时,“无家可归”这一词主要用于形容经历自然灾害或战争而失去家园的人们。然而,随着1970年代一系列看似不相关的事件的发生,街头无家可归者的数量急剧增加。

如今,在洛杉矶,无家可归似乎已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成为国发达国家中无家可归者最多的城市。2023年,洛杉矶县的无家可归人口超过75,000人,甚至比加州某些县的总人口还要多。

然而,洛杉矶的无家可归现象并非地震或自然现象所导致,而是公共政策的结果。回顾历史,调查发现,在1970年代之前,街头无家可归现象只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过短暂的高潮。如今,缺乏廉价住房问题是主要原因。

尽管精神疾病、药物滥用、收入不平等等社会病症可能是个体流落街头的外在原因,但根本原因仍然是缺乏住房。

加州的政策制定者、法官、执法机构和工业领袖的决策导致了这一住房短缺。

“这是一种人为造成的问题,”前圣塔莫尼卡市长鲍比·施赖弗表示。他提到:“美国所有城市都存在贫困、药物成瘾和精神疾病的问题,但它们没有这样多的人没有家。”

回溯到1800年代,洛杉矶通过将人们锁进监狱或送至县贫困农场来阻止街头流浪者的出现。随着无家可归者数量的激增,市府和法庭感到手足无措。

目前,无家可归问题的第一个种子已在1950年代播下。在当年的反共厌恶风潮中,洛杉矶停止了公共住房的建设,原因是这是“社会主义”。

随着近15,000套单间入住的酒店在斯基德罗被拆除,穷人选择避难的地方变得更少。结果导致在1970年代城市的环境日渐恶化,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住所。

1970年代逐渐兴起的慢增长运动使得洛杉矶的土地使用能力被削减,从本应容纳1000万人的城市规划限制到仅容纳400万人。

这一政策的实施恰逢国内优质制造业岗位外流,许多基层工人失去了工作,尤其是南洛杉矶的黑人和拉丁裔工人受到严重冲击。

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允许警察逮捕人在街头徘徊的破坏法律是违宪的。在此背景下,加州陆续关闭大型精神病院,大量精神病患者被迫走上街头。

1978年,加州选民通过第13号提案,大幅削减了财产税。这在短期内保护了一些固定收入人士的住房,但州政府的预算不足以应对无家可归问题的挑战。

至1979年,洛杉矶的房价翻了一番——这一现象与居民的持续增加、通货膨胀以及房地产投机有关。在1970年代,洛杉矶房屋的平均价格从25,000美元上涨到今天的超过一百万美元。

而租金也随之上涨。在1980年至1990年间,租金上涨50%,之后在大萧条期间大幅攀升。如今,洛杉矶的中位租金为2800美元;而1970年时,仅为107美元。

在1981年时,里根总统削减了社会服务和住房资金,在国家经济衰退之际,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甚至失去了住房。

至1984年,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估计洛杉矶的无家可归者已成为全国之最,远超纽约等其他城市。

上面所提到的各种因素,加上房地产的迅猛增长,共同促成了洛杉矶无家可归现象的形成。

第一部分:执法机构:从清理“酒鬼”和“流浪者”到在无家可归者帐篷营地进行逮捕。

在第五街与洛杉矶大街交汇处的金爱德华酒店的屋顶上,可以俯瞰整个斯基德罗。

从这个高度,生活在洛杉矶的“流浪者”逐渐显露出其历史的底色。

这个地方孕育于上世纪初,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临时劳动者追逐季节性的农活。

如同新的城市生活,斯基德罗在当地人眼中逐渐转变为一个酒吧、妓院和廉价旅馆密集的战场。

历经数十年,洛杉矶人对于“流浪者”的担忧从未消减。由于无处可去,市区监狱总是被迫加建或扩大以容纳日益庞大的流浪人口。

1896年,洛杉矶警方逮捕了大量“流浪者”,为此建立了新的监狱,后者的承载能力很快被突破。

尤其是在冬季,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涌入城市,等待着风寒和生存的机会。

而这一切都源于洛杉矶的生机与挑战。

从1870年代到1910年,成千上万的“流浪者”依托货运铁路线漂泊于全国,追逐季节性工作。

比起盛产工业化的魅力,洛杉矶终究未能抑制数万劳工的到来。

贫困与无家可归的背后,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

1920年代的迅速城市化致使上世纪30年代无家可归人数急剧增加,居住在防火村落的无家可归者们给城市带来巨大压力,甚至引起社会动荡。

然而,直到1950年代后期,洛杉矶的无家可归者问题都没有得到系统化的正视。

此时,洛杉矶开始因为环境治理问题,整顿公寓的租赁市场。

与此同时,随着1960年代的到来,公共住房的建造停滞不前,市政府提出的对于无家可归者问题的应对措施逐渐转向了执法机关。

洛杉矶市在逐渐失去对贫困者的关怀,执法机制开始支配无家可归者政策的实施。

尽管市政府承诺帮助无家可归者,但此后所实施的政策便是采取严厉的镇压,而不是提供帮助。

这一切,随着1980年代的兴起以及药物滥用的加剧而愈演愈烈,对无家可归者实施的拘留与逮捕在各大城市中逐渐蔓延。

在面临无家可归现象时,不同镇压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无家可归者的集中化,代价则是无家可归者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支持。

第二部分:心理健康与药物滥用问题的影响

1956年的秋季,加州州参议员艾伦·肖特召开了对莫德斯托精神医院的听证会,揭露了对精神病患者的虐待和失管情况。

调查显示,该医院的工作人员不仅对患者施加肉体惩罚,还导致多名患者死于非命。

这样的新闻震惊了加州,促使政府对精神病院进行整治,最终导致了更大范围的精神病院撤并与关闭。

在这个过程中,加州领导层开始转向建设社区基础的心理健康诊所作为替代方案,而不是空无一物的精神病院。

在里根成为加州州长后,减员计划进一步推进。

尽管实现了让精神病患者回归社区的初衷,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心理健康支援体系的失控与崩溃,使得无家可归现象进一步恶化。

大量被解放的精神病患者未受到所需的照顾,生活陷入失控的状态,形成新一波的无家可归潮。

通过对无家可归者的访谈发现,28%的无家可归者存在严重的精神疾病,而34%则为药物滥用者。只有将近1/3的人表示没有精神疾病或药物滥用的问题。

然而,精神疾病与药物滥用问题的技巧并不是问题的根源,绝大多数无家可归者往往无处可去,最终不得不流落街头。

直到如今,精神健康和药物成瘾仍然是无家可归情况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决定因素。

在过去的几年里,洛杉矶的无家可归者面临的药物滥用问题愈发严重,尤以新型毒品如芬太尼最为突出。

对于许多无家可归者而言,药物成瘾不仅是求生的手段,同时也是痛苦的回避。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条件的恶化让无家可归者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

随着时光推移,生存能力减弱,精神健康问题不断加剧,最终形成了无家可归者累计病态的过程。

第三部分:洛杉矶住房供给的下降与无家可归现象的加重

洛杉矶的住房供应在历史的发展中,经历了巨大的波动与变化。起初,洛杉矶通过市区发展实现了快速的城市化,使得住房很快满足了需求。

然而,之后无数投资者通过不同渠道逐渐将住房转变为资产,从而重新塑造了城市的住房结构。

城市的贫困化和无用化过程促成了住房的短缺,渐渐让无家可归者问题演变为社会的结构性困境。

房地产行业的金融化带来了高昂的资本化成本,导致许多富人不断加大对低收入者的剥夺。

洛杉矶的住房市场逐渐失去保障,低收入人群面临更高的房租负担。

随着住房不断被转变为单一资产,稀缺的房源反映出庞大的需求与结构性供给之间的失衡。

如今,洛杉矶的无家可归者问题不仅是住房供给短缺,更是社会结构失效的表现。

在历史的长河中,房地产商与政策制定者们的选择,最终导致今天的无家可归者泛滥之局面。

通过进一步梳理这些复杂的无家可归问题,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思考这个持续数十年的社会困境,同时也能够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总而言之,洛杉矶的无家可归者问题并不是单一因素造成,而是多种社会、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构性问题。

在未来,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缓解这一困境。

图片源于:latimes